64之前,我對中國走向自由民主充滿嚮往和信心,我採訪吳敬璉,他兩個小時一直在批評趙紫陽的經濟政策,我認為中國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,就是批評,指出國家政策的錯誤和不足。
64之後,我從來沒有認為中國可能出現一個蔣經國,甚至我認為也不會再出一個趙紫陽(起碼在我有生之年,我看不到)。我作為一個以寫作為生的獨立知識分子,我沒有做“中國夢”,一如既往,對中國的現實進行批評。
對蔣經國的正面評價,是基於台灣近40年發展的現實。蔣經國的政治決策,使得台灣制度性變革,付出了最小的代價。民主制度的成熟,是台灣經濟科技社會文化發展的保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