屈指算來,2015年11月之後,和國保打了8年2個月交道,已經進入第99個月,今年兩會是第100個月。
從明處看來,年年兩會、六四,黨代表大會、北京舉行重大國際會議,都要帶我到外地避會(俗稱“被旅遊”)。其他敏感時期,如清明、趙紫陽忌日、下葬日、鮑彤忌日、憲法日、國際人權日、八寶山舉行被限制的送別式,隨時都來站崗。他們還有經常性的工作,阻止我和朋友一起吃飯,進門讓刪推文。
以上都是明處做的,至於暗處做的,我就不清楚了。
8年之中,我們還算沒有撕破臉,他們表現也急公好義,有什麼困難和要求讓我儘管提,我提過:1,要求歸還2019年5月被抄走的私人物品,我的鐵刺肖像;2,要求刪除易網和百度惡意謠言(我的理由,網絡不是法外之地,在網上公然造謠是違法行為,在警察執法權力之內。)3,歸還2014年5月去香港來回機票款;4,解除對我微信封殺、電話竊聽。去年7月封了我的微信,12月31日解除之後,我還沒有發帖。元旦就又被封鎖,一直封到2024年12月31日,這顯然不是騰訊的行為,而是北京市公安局的決定。
對我提出的要求,有去無回,沒有一項獲得解決。
與我打交道的國保警察,都是處級警官,但是對我的所作所為,沒有一條是他們決定的,他們還沒有《竊聽風暴》中的東德秘密特工自主。這就是中國這個警察國家的現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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