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关押期间了解的“九一三”事件
黄春光:林彪出事后,大概是1971年10月中上旬,把我也抓起来了。我家孩子中就抓了我一人,因为我家的秘书揭发,我帮着父亲烧材料。当时,把我关在亚疗(即亚洲学生疗养院),美其名曰,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,集中揭发黄、吴、李、邱、林、叶的罪行。1971年底,听说要放 一批人,其中有我,但不知道为什么,后来又没有放。我在亚疗被关了2个多月,1972年1月,把我降了一级,弄到北京军区86楼招待所,和卫戍区的一个李参谋住在一个房间。李参谋是个小负责人,只带班,不负责具体看守审查对象,他白天很少在房间里,所以这个房间就我一个人。当时,林彪256专机的机组人员,两个副驾驶陈联炳、康廷梓,通信员陈松鹤,领航员李成昌也关在这里。86楼上去以后,有一个大会议室,里面有4张床,中间有个会议桌,他们4个机组人员就住在那儿。关在86楼的还有4个女孩。其中两个是跟林立果去山海关机场的,另外两个是跟王永奎往广州跑的。白天,我们就在会议室里学习、批判,还可以打牌、下棋、聊天。正是通过和他们聊天,我才了解了林彪出逃前的一些情况。
机组人员告诉我,1971年9月12号傍晚,在北京西郊机场的时候,潘景寅就让给飞机加满油;飞到北戴河后,他又让加油。前后两次都被陈联炳阻止了,理由是没有必要加油。因为专机降落的时候,飞机的重量是有要求的。如果油太多,就要在空中盘旋,把油耗到符合降落的安全重量时才可以降落。所以,陈联炳说:“根本不应该抓我,还应该给我记功。如果潘景寅把油加满了,他们就飞到目的地了。”在我看来,潘景寅比4个机组人员、甚至比吴法宪、胡萍更了解内情。首先,他为什么一再坚持要加油?无论是从山海关飞北京,还是飞大连,都是短途,完全不需要加那么多油。他很可能是接到林立果的指示要飞广州,但林立果为什么不给胡萍打电话,而直接给潘打电话?为什么能指挥动他?第二,9月12号夜里,潘景寅为什么不睡觉?他就是在等林立果的电话。第三,他为什么不叫其他的机组人员?只叫了机械师。第四,吴法宪已经给潘景寅打了电话,明确告诉他不许起飞,潘没有执行吴法宪的命令。他为什么敢不听司令的命令强行起飞?根据他们讲的情况,我觉得,主要责任在潘景寅,机组人员也是这个看法。为这事,我还和舒云辩论过。关于“九一三”的经过,康廷梓后来写了一些文章,与我当时听到的情况有些出入,但不是很大。实际上,在“九一三”以前,我就认识陈联炳了,曾经坐过几次他开的专机,他都是机长。林彪在南苑机场参观歼-8时,我和他见过面,还跟他聊过歼-8,所以他愿意跟我讲一些情况。不过,陈联炳没留下什么文章。后来邓小平说:“我看这个飞行员(即潘景寅)是好人。”我不知道邓根据什么说的。潘景寅的家属就抓住邓小平的这句话,找空军落实政策,说:“邓小平都说他是好人了,你们为什么还把他当坏人?”结果,潘景寅被定性为正常死亡,把家属安排得还比较好;倒是那些没上飞机的机组人员,全部被处理复员了,到现在生活都不怎么好。
1972年的春节前,机组的4个人就走了。大年三十,我是跟这4个女孩一块过的。春节过后没多久,这几个女孩也走了,就剩下我一人了,还是和李参谋住在一起。据我后来了解,这些走的人不是放了。机组的4个人降级到空军参加学习班,那几个女孩先去了亚疗,后又去团河劳改农场参加学习班。4月份,我也去了团河。到团河以后,我就跟林办的秘书、我们家的秘书、吴家的秘书,大概有几十个人吧,在一起劳动改造。林办的秘书有李德、宋德金、张云生等;李文普和于运深没有在这儿。按现在的说法,于运深是大秘,知道的情况更多一些,所以,他和李文普一直关在另外的地方。林是不是要跑?这些人也搞不清楚,没有谁能搞清楚。
---黄春光 邱路光对话“九一三”